未來產業轉型的動力將更多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的升級、新的高級要素如金融資源、集聚資源的平臺等的擴散效應等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并不是簡單的三次產業之間的遞升以及發展服務業這一單線條的路徑，而是呈現產業融合發展的螺旋型升級態勢

所謂的發達國家的制造回歸，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等比較時髦的提法在本質上實際是制造高端化，制造向高附加值環節集中的體現

在啟動內需市場上，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以構建國內統一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降低地區貿易的成本，推動市場一體化的進程是我們改革的方向

2014被視為中國的“改革元年”，簡政放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自貿試驗區的改革促進制度創新和融入更高層次的全球化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正穩步推進。這些能否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大轉型，告別投資刺激的單一驅動，進入增長動力多元化、均衡化的新階段，新改革能否與大轉型實現最佳的耦合，是重塑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強國地位的重要戰略舉措。

當前，隨著經濟總量和規模的擴大，特別是經濟發展階段和內生條件的變化，中國經濟由兩位數高速增長進入7%—8%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經濟正經歷一次大的調整，中國的產業也處于重大轉型的關口。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不僅僅是增長速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經濟結構的變動，新的增長動力將向結構升級、創新和服務經濟驅動為主轉換。在這一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如何發揮產業轉型在中國經濟升級版中的脊梁作用，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邁向更高水平、更高層級的發展階段。與以往被動式的產業調整、簡單地調整產業之間失調的比例不同，新形勢下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在驅動力、形態與戰略上都要實現重大的轉變。

產業轉型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轉變

長期以來，我國以低成本的要素切入全球的價值分工體系，在制造環節的總量規模不斷擴大。一方面，這樣的成就為我國產業的升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另一方面，隨著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資源環境成本等要素紅利的逐漸消失，要素驅動產業發展的動力將會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產業將面臨低成本經濟體的市場侵蝕，同時，在高端產業的發展中又會與發達經濟體短兵相接。因此，未來產業轉型的動力將更多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的升級、新的高級要素如金融資源、集聚資源的平臺等的擴散效應等。但這些恰恰是我國的軟肋，目前我們缺的不是上述資源的儲備，而是缺乏將這些資源激活、盤活的體制機制，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歸根到底是行政干預扭曲了經濟主體的決策，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頂層的改革舉措也為創新驅動的轉變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產業轉型向服務經濟轉變

當前我國產業附加值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的產業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而在研發、設計、咨詢服務等附加值高的生產性服務環節還沒有很好地融入全球分工中。從產業的發展趨勢來看，服務在制造的比重越來越高，服務與制造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服務經濟對整個產業系統的滲透將越來越廣泛，這一發展趨勢已經超越了傳統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內涵，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并不是簡單的三次產業之間的遞升以及發展服務業這一單線條的路徑，而是呈現產業融合發展的螺旋型升級態勢。與制造業相比，中國服務業長期以來存在產業過度管制、低效管制和對外開放不足的顯著特征。這制約了服務業的開放和競爭，導致中國服務經濟的形態難以快速發展。而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在探索服務業的開放、降低服務業的進入壁壘、重塑服務業發展機制和對接國際服務貿易規則方面都將有所突破，更為重要的是，其“負面清單”的模式、事中事后的監管模式在優化政府的管理機制、完善市場制度以及公共政策體系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效應，而這些恰恰是服務經濟發展所需的核心條件。

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隨著產業的生產工序和價值鏈的分工不斷深化，特別是隨著產品內分工的發展以及外包業務的發展，產業升級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目前所謂的發達國家的制造回歸，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等比較時髦的提法在本質上實際是制造高端化，制造向高附加值環節集中的體現。隨著這一趨勢的深化，制造和制造業的經濟功能可能被重新定義，國家、產業以及企業競爭力所依賴的資源基礎和要素結構、全球產業競爭格局都可能被重構。但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所需的研發基礎、技術人才儲備、制度環境乃至市場等方面我國都難以與發達國家抗衡。因此，我們既需要在垂直方向上實現價值鏈的升級，從組裝到研發設計的升級，也需要于水平方向的進步，即需要提高自身技術能力，以便在全球價值鏈的同環節中提供更高效或更精細的產品開發，在此基礎上做高端。

內需將成為我國產業轉型的重要動力

從需求看，隨著外部需求擴張放慢和國內投資增長放緩，投資和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但國內消費的拉動作用將逐步增強。這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提出了新的要求，意味著我國產業自我調節能力需要加強。在啟動內需市場上，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以構建國內統一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降低地區貿易的成本，推動市場一體化的進程，解決我國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的不匹配的矛盾均是我們改革的方向。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產業分工的不斷深化，市場需求的層次、類型也呈現多樣化的趨勢，為了適應上述變化，企業的經營內容與經營方式也在不斷推陳出新，由此衍生了許多新型的業態。譬如，由技術進步直接催生的新業態，如移動互聯網的出現直接促進了各種信息網絡企業的發展;產業融合也極大地推動了新業態的發展，其中以網絡信息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滲透、融合最為典型，如當前發展迅速的提供購物和交易平臺服務的新興電子商務業態等。與傳統的業態相比，新業態順應市場需求而生，具有技術先進、附加值高、自我整合與拓展能力強、成長性高等特點，集成了傳統業態的機能、并且賦予了新的功能，是產業轉型發展與產業能級提升的重要推進器。而在新業態的培育上，一方面我們可以重點培育產業價值鏈高端的新業態，如研發設計、服務外包、咨詢、經紀、租賃、融資、支付以及由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行業衍生出的新業態;另一方面積極推動新技術應用、新商業模式與產業的融合，扶持諸如新興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網絡金融增值服務以及系統集成服務等新業態的發展。

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要實現上述的重大轉型，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在高級要素的培育、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方面為經濟持續增長注入新動力。因此，需要圍繞“新改革”與“大轉型”這一時代感極強的主題，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熱點、重點及未來新的增長點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我們認為，盡管我國的產業發展面臨國際更為復雜的競爭環境，我們自身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低成本的資源環境等紅利在下降，體制機制的慣性也給我們增加了轉型的難度。但在更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以及對接更高層次全球化的戰略部署下，我國的產業轉型將會迎來新一輪的黃金發展期。因為在發展潛力方面，我們有著世界獨一無二的大國優勢，龐大的內需市場以及正在推進的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這些都是我們產業轉型所能依靠的堅實基礎。而且，隨著我們產業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產業融合發展、產業過剩等這些內部的約束條件逐步的改善，將為我們的產業轉型升級注入持久的動力。同時，物聯網、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文化創意產業等新產業業態在我國的蓬勃發展更是給予了我們發展的信心。而我們需要的是市場真正在經濟的微觀決策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應用的社會保障作用，實現經濟領域的“強市場”與公共社會領域的“強政府”的有效結合。